又到记者节！纪念一下，贴上去年的小文。
陈力丹 翟钟磊
现在的我国新闻业的从业人员，已经完成了老一代向年轻一代的过渡，青年记者构成了从业者中的主体。即使党报，尽管与大众化报纸相比，年龄结构相对偏高，也比此前要年轻多了。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多数年轻人都怀有某种社会责任感和担负某种历史使命的宏大意识，然而这种热情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便难以保持，诸多的烦恼在困扰着他们。这里我们主要谈的是在大众化传媒工作的正式招聘记者（打黑工的这里暂时无法涉及）。
一、陷入工科思维的考核体系
在目前国内的大众化报纸中，“打分”无形中成为一种记者工作业绩的基本考核方式。虽然各个报纸的具体方式、标准有一些差别，但大体情况是：以月或周为时间单位，根据不同岗位、不同级别制定不同的业绩考核标准，统计发稿数量、被点评稿件（本报社内部点评和外部点评）两部分数字。新人入社，一般都有半年到一年的“保护期”，这段时间记者拿平均工资，不参与考核。但有些报纸进来一二个月后就得参加这种考评。
保护期结束后，已适应环境的记者收入会有不同幅度的提升，从而开始忙碌的记者生涯。不适应考核体系的记者则面临下岗的危险。报社每次招聘进社的新人，一年后都会有相当部分的离开，而报社也会每年继续补充新的人员，保持采编人员之间的竞争态势。北京《京华时报》每年的人员流动已经达到30％。
报社的考核部门，除了统计人员外，由老记者和老编辑组成。他们根据每天的见报稿件和部门补报的未见报稿件（由各种原因不能刊登）为记者打分，记者在每周、每月不仅要达到一定的总分，同时还要完成若干篇的被点评稿件，如果记者得分排名靠前，才能拿到较丰厚的薪酬。
最近两年，全国的纸媒市场环境不佳，广告份额从持续20多年的二位数跌到一位数，而且低于国民经济经济增长的平均数，因而各报社对记者的考核更加严峻，提高了对于记者的考核标准。以前，年轻记者还可以在写稿量上下功夫，但现在要求每个月要有一定的被点评稿件，否则本月的工作不合格。不少记者不仅每天要算计能挣到多少分，还要盘算着如何投考核部门的喜好，来获取点评，比如喜欢写长稿，多写煽情类的文章等等。
在国内的二线城市中，普通记者的待遇并不能说是丰厚，不少年轻记者抱怨，自己付出的汗水远不值赚来的钞票。比如有的报纸会根据岗位的不同，设立封顶的工资“大锅”，在这个锅里，几个部门的记者一同争夺考核的名次。考核前几名的记者会拿走完不成考核记者的部分工资，考核合格，会拿到平均工资，不合格，第一月记者待岗，第二月就要离职。
这种考核体系与党报的考核体系形成鲜明的对照。我带的一位硕士生经过几轮考察到了中央级党报工作，两个月的政治学习之后分在党务部门整理档案，半年后转到编辑部门，一年后才真正作为记者出去采访，一个月平均只写几篇稿子，因为太闲而问我找事做。而在大众化报纸，进来第一天就可能被派去采访，几个月后被纳入像统计生产零件那样的考核机制内，疲于写稿，头脑机械化，是非的基本判断逐渐让位于轰动效果的判断。
党报对青年记者的考察方式需要改进，浪费人才也扼杀人才；大众化报纸的考核体系造成过高的人员流动，不利于形成报纸的固有风格和记者的职业意识，进而影响到传媒人员的整体形成职业意识。考核是必要的，但是记者写稿是一种精神劳动，不像生产机器零件那样存在标准件和固定程序。简单的量化和相当主观的点评，会扼杀记者新闻发现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精神过度的紧张，对于精神劳动来说是极为有害的，真正高质量的新闻作品难以在这种状态下产生。建议采取相对宽松、符合精神创作特征的考核方法，并且必须同时与人员的素质培训结合起来。例如，数量上取平均数略偏下为基准，保障绝大多数记者的基本生活，这样就让多数记者的精神相对松弛一些。质量依据不是简单的即时点评，这种点评每天流水一般，标准其实只能在现有的新闻稿中选高低，主观的标准加上一天内有限数量内的选择，较为随意。如果放宽到以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为时间单位，专门召开一个不长的评点会，记者们自己拿出一二篇代表作，横向比较，同时特聘报社外的一二位专家参与。每个记者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拿到一起，可能很快地比出高低。而且由于有时间的延宕，对于稿件评价又有了时间的考验这一条。即时的点评由于不可能马上获得社会的反馈，出现相反的社会评价后会十分尴尬。我参加了一家全国性行业报的每月点评，几个月就把报纸版面的一些普遍问题纠正了过来，这样的点评既提高了人员的业务水平，也可以开阔大家的视野，不再仅囿于眼下某篇稿子的具体写作问题。
与此同时，报社的人力资源部门要参与进来了解问题，以便组织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一些大众化报纸没有成熟的企业文化，完全没有人员的培训，不能做到以人为本，对于年轻记者的培养使用，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短视，这对青年记者的未来发展很不利。
二、新闻专业主义观念遭受挫折
在进入新闻业之前，不少人憧憬风光的记者生活。但进入新闻单位之后，会很快发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这包括了理念和采编技术两方面的反差。
报社在正常情况下，重大的采访和写重头稿件的机会优先选择经验丰富的记者。报社的经营压力大，越来越注意成本核算，很难派出年轻记者单独出差采访。很多人入行之前，想着一线记者的生活是这样的：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但是现实是，很多记者只是被派到城里某地采访鸡毛蒜皮的小事，大风刮倒了一棵树、某条街上出现一个疯子等等，或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写综述稿，或者被值班编辑呼来唤去，救急写写小稿件。
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多会秉持新闻媒体应为社会公器的理想，但进入大众化传媒后，很快会感觉到无处不在的经营创收氛围。虽然现在不少传媒经营部门之外的记者已经没有拉广告的任务了，但在日常的新闻采编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常常受到商业主义的打压，比如一篇批评性稿件涉及到报纸的广告客户，很难避免撤稿的命运。传媒经营中心的老总打招呼，某类新闻暂时不要碰，编辑部门能不配合吗？因为经营中心正在和相关方谈广告事宜。
除了汹涌而来的商业主义，现实新闻报道中遇到的种种限制，也会给年轻记者带来困惑。不少记者于是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对于容易遭撤稿的题材，在接到线索之处就自我审查掉了，他们变得急功近利，会计算怎样上更多的稿件，怎样得到最多的考核分数。
在新闻学的课堂上，学生会学习教科书采访的技巧，编辑的技术。但一旦进入新闻单位，新人们很快要适应特定类型新闻的处理模式。鉴于煽情的话题容易得到轰动效应和被点评，因而，怎样提炼煽情的细节，怎样吸引读者的眼球，怎样符合考核部的打分标准，成为追求的目的，至于正规的采写技巧，往往就抛到脑后了。
编辑会按照主稿、相关链接、专家点评、各方观点等习惯性套路组织稿件，而记者在设计好字数的一个个小格子来撰写稿件。这样一个流水线式的新闻生产，让不少年轻记者感叹个性的全无，写出的东西在结构和语言风格上都是相似的。
这样的现实原因之一是市场竞争，报纸要争夺上市时间，编辑部、出版部门设立了严格的出片时间，模式化的写作和编辑正是适应了这样的出版流程。对于大众化的市场报纸来说，不出错要比出彩的重要性高。
建国以来，我国的传媒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主要被视为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基本上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行业。现在至少大众化传媒已经被视为产业，但是由于这个原因，形成专业主义观念需要有一个过程。记者首先要效忠自己的职业理念，其次才能考虑作为产业的经营问题。但是，情况就如几位学者指出的：“从事媒介这种职业要求很高，这一行业中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情景和相互冲突的效忠对象。从事新闻的人必须迅速地做出决定，没有多少仔细考虑的时间。”（克里斯蒂安等《媒体伦理学》第8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在这里，记者是否具有内在的职业理念显得非常关键。具体而言，让青年记者失望的在于传媒自身面对市场没有形成灵活的应对性工作机制，现在多数大众化传媒的工作机制应付型，如果新来的人适应了这种应付型机制，最终整个传媒的工作便纳入了无始无终的恶性循环，很糟糕的。
三、创新的新人逐渐变成机械的写稿匠
很多年轻记者用“没劲”来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但在入行之初，年经的记者们对于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大都充满热情，努力适应着所供职的传媒的采编标准。
但随着记者对于新闻生产流水线的熟悉、适应之后，职业疲劳症就开始出现。比如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不会有接到线索的兴奋，出了车祸习惯先问“死人了没有，死了几个？”若非恶性的案件，就懒得出去。
这种新闻热情的消逝直接影响到记者的成长，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记者。
记者的能力也会逐渐进入平原期，在熟练掌握了报社要求的基本写作格式和标准后，年轻的记者若没有强烈的自我学习意识，则会开始程序化的工作节奏。
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记者本身缺乏主动性，没有自身职业规划的意识，也和大众化报纸新闻生产流程的要求有关。大众化的报纸对于记者要求上手快，对于记者的培训和再学习并不乐于投入过多精力。因为目前新闻业人才流动非常频繁，新闻单位对留住辛苦培养的记者缺乏信心，而如果报社的经济效益不错，读者尚能认可，那报纸一般就更没有积极主动对记者进行培训的动力。
最可怕的就是人找麻木和冷漠。传媒人每天面对千变万化的外部世界，本来是最不应该麻木的，现在的麻木在于传媒作为文化产业自身最缺乏文化。一旦把操作对象对象化，什么便变得没有意义了，这就像一位太钟情于外首手术的医生，他已经不会欣赏雕刻的艺术，就是在观看石刻之时，考虑的亦是从哪里下刀进行手术。各传媒的主管，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空间内创造自身的文化，让一坛死水活起来。关键在于你们想没有想这个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凡是流动率很高的传媒，除了经营的压力外，都存在缺少让青年记者创新的文化氛围。
四、不规律的生活让青年记者摸不到规律
传媒面对的是变化莫测的外部世界。“随时的战斗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0页），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当报纸主编第一天写的文章中的话。进入新闻业就意味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对于每天出版和每时播出的传媒来说，实际上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但对于传媒的管理者来说，记者们应该有相对稳定的休息时间。
记者一职最大的诱惑之一是有宽松的工作时间，但实际上，记者的生活无时不刻处于“待命状态”，比如要求24小时手机保持开机。这一点，很多年轻记者在入行之前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熬夜对于作为日报的大众化报纸的记者来说，现在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在工作初期，有相当部分的记者、编辑不能调整生物钟，工作状态难以保证。
不规律的生活给身体带来的损害以及不能拥有正常人的生活节奏，很多年轻记者并不能完全适应、调整。很多在市场化报纸工作的年轻记者抱怨，缺少正常的交往空间、生活总是在疲于奔命。
记者一职对于从业者的性格、身体素质、适应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但不少记者是冲着新闻业表面的光环来的。而职业所需要的艰辛，相当部分的人在开始就没有做好生理和心理准备。而新闻单位已经默认了从业者已经储备了这方面的素质，这种反差就造成了部分年轻的记者不能适应当下市场化大众报纸的工作要求和节奏。
总之，对于在进入市场竞争的大众化报纸的青年记者们来说，新闻业远非只有“无冕之王”的表面风光，他们面临的烦恼可能是更实实在在的。消除这些烦恼，不仅需要从业者本身积极面对，更需要新闻媒体理顺当前的人才管理体制。
其实，这个问题正是考验传媒管理者水平的一道不很难的题。传媒确实需要随时应对突发事件，但是只要领导者想得开，建立两套轮换的机动记者组，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让许多青年记者烦恼的问题。并非所有的编辑部门都要两套人马，这里说的是应对突发事件而设立的机动记者组。当然，这个组的人要十分能干，这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还有夜班人员的轮换制，安排好了，影响不会太大。
对于传媒的领导层来说，以上的一些建议说直了，就是传媒要多出点钱。例如，记者的发稿数量定在平均数略下的标准、建立两套机动记者组、聘请少量专家评报、组织定期的记者培训等等，都需要出钱的，但是数量不会很大。有战略头脑的传媒领导人，应该考虑青年记者们的长远发展，与其让他们烦恼不断，不如调整机制，形成工作的良性循环。尽可能形成一个和谐的新闻从业环境，惟有减少青年记者们的烦恼，才能最大程度减少人才的浪费，说了这么多的话的，目的便在于此。
